怀念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我的精神家园》、《一只特立独行的猪》里的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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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
- 萧翁说明辨是非难，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伦理的领域之内。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人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罗素先生曾说，对伦理的问题无法做科学的辩护。我同意这个观点。举例来说，我认为，思维可以给人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剥夺这种乐趣。这个看法也在伦理的论域之内。所以，我举不出科学上的理由来说明自己是对的。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伦理问题虽难，但却不是不能讨论。罗素先生云，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伦理原则把人人同等看待。我以为这个原则是说，当语及他人时，首先该把他当个寻常人，然后再论他的善恶是非。这不是尊重他，而是尊重“那人”，从最深的意义上说，更是尊重自己——所有的人毕竟属同一物种。人的成就、过失、美德和陋习，都不该用他的特殊来解释。You are special，这句话只适于对爱人讲。假如不是这么用，也很肉麻。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伦理道德的论域也和其他论域一样，你也需要先明白有关事实才能下结论，而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你是个好人，或者说，站对了立场，一切都可以不言自明。不管你学物理也好，学数学也罢，都得想破了脑袋，才能得到一点成绩；假设有一个领域，你在其中想都不用想就能得到大批的成绩，那倒是很开心的事。不过，假如我有了这样的感觉，一定要先去看看心理医生。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生活⌗
- 我要反对愚蠢。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反对无趣，也就是说，要反对庄严肃穆的假正经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罗素先生说，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睁开眼睛往周围看看，所谓的参差多态，它在哪里呢？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为此也要去论是非，否则道理不给你明白，有趣的事也不让你遇到。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用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假如此说是正确的，那么真正的幸福就是让人在社会的法理、公德约束下，自觉自愿地去生活；需要什么，就去争取什么；需要满足之后，就让大家都得会儿消停。这当然需要所有的人都有点文化修养，有点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且对自己的生活负起责任来，同时对别人的事少起点哄。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是唯一的希望。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生活方式像一个曲折漫长的故事，或者像一座使人迷失的迷宫。很不幸的是，任何一种负面的生活都能产生很多烂七八糟的细节，使它变得蛮有趣的。人就在这种趣味中沉沦下去，从根本上忘记了这种生活需要改进。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很多年轻人会说：平淡的生活哪里有幸福可言。对此，我们倒有不同的意见。罗素先生曾说：真正的幸福来自于建设性的工作。人能从毁灭里得到一些快乐，但这种快乐不能和建设带来的快乐相比。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对我自己来说，心胸是我在生活中想要达到的最低目标。某件事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认为它不值得一做；某个人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觉得他不值得一交；某种生活有悖于我的心胸，我就会以为它不值得一过。罗素先生曾言，对人来说，不加检点的生活，确实不值得一过。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只要压不到我。但压来压去，结果却出乎我的想象。海明威在《钟为谁鸣》里说过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道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主张扼杀有趣的人总是这么说的：为了营造至善，我们必须做出这种牺牲。但却忘记了让人们活着得到乐趣，这本身就是善。因为这点小小的疏忽，至善就变成了至恶……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学术与权威⌗
- 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但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使自己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首先，他针对研究对象，得出有关的结论，这时还不像信使；然后，把所得的结论报告给公众，包括当权者，这时他就像个信使……中国的近现代学者里，做“好消息信使”的人很多，尤其是人文学者。比方说，现在大家发现了中华文化是最好的文化，世界的前途依赖东方文明。不过也有“坏消息信使”，此人叫做马寅初。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对于学者来说，研究的结论会不会累及自身，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主要取决于在学者周围有没有花剌子模君王类的人。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假设可以对花剌子模君王讲道理，就可以说，首先有了不幸的事实，然后才有不幸的信息，信使是信息的中介，尤其的无辜。假如要反对不幸，应该直接反对不幸的事实，此后才能减少不幸的信息。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与此同时，人人都渴望得到受欢迎的结论，因此连做人都不够自然。现在人们所说的人文科学的危机，我以为主要起因于此。还有一个原因在经济方面——挣钱太少。假定可以痛快淋漓地做学问，再挣很多的钱，那就什么危机都没有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学术必须有效益，这就构成了另一种花剌子模。学术可以有实在的效益，不过来得极慢，起码没有嘴头上编出来的效益快；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权衡之举学者和编造信息的人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仍然坚守不编造信息的底线并且渴望文艺复兴。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知识与思想⌗
- 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做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沉默与话语⌗
- 她把保持沉默看做怯懦，但这是不对的。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但是中国人，外国人中也有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这些事使我想到了福柯先生的话：话语即权力。这话应该倒过来说：权力即话语。就以上面的例子来说，你要给人讲“五讲四美”，最好是戴上个红箍。根据我对事实的了解，红箍还不大够用，最好穿上一身警服。“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话语教给我们很多，但善恶还是可以自明。话语想要教给我们，人与人生来就不平等。在人间，尊卑有序是永恒的真理，但你也可以不听。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交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争辩⌗
- 逻辑是一门严谨的科学，只要能争出个对错即可；可实际情况却不是那样，论战的双方都在努力证明对方是“资产阶级”，持有“唯心主义”或“形而上。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们这个社会里的论战大多要从平等的讨论转为一方对另一方的批判，这是因讨论的方式决定的。根据我的观察，这些讨论里不是争谁对谁错，而是争谁好谁坏。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恶意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诉诸行动：假设你有权力，就给对方组织处理；有武力，就让对方头破血流；什么都没有的也会恫吓检举。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艺术⌗
不管影视也好，文学也罢，倘若属于艺术的范畴，人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欣赏，至不济落个欣赏水平低的评价；一扯到道德问题，就让人裹足不前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大家都知道，提升格调要受到某种制约。“文革”里有一类作品只顾提升格调，结果产生了高大全的人物和高大全的故事，使人望之生厌。因为这个缘故，领导上也说，要做到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作品里假如只有格调，就不成个东西。这就是说，格调不是评价作品唯一的尺度。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另外那种东西和格调是个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孟子肯定会这么回答：艺术与格调，犹色与礼也。作品里的艺术性，或则按事急从权的原则，最低限度地出现；或则按得到最高格调的原则，合理地搭配。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我反对把一切统一到格调上，这是因为它会把整个生活变成一种得分游戏。一个得分游戏不管多么引人入胜，总不能包容全部生活，包容艺术，何况它根本就没什么意思。假如我要写什么，我就根本不管它格调不格调，正如谈恋爱时我绝不从爱祖国谈起。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要使一个社会中一流的作者去写色情文学，必须有极严酷的社会环境和最不正常的性心理。在这种情况下，色情文学是对假正经的反击。我认为目前自己尚写不出真正的色情文学，也许是因为对环境感觉鲁钝。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我的结论是：媚雅这件事是有的，而且对俗人来说，有更大的害处。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科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
作家纳博科夫曾说，一流的读者不是天生的，他是培养出来的。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作品培养了观众的口味，观众的口味再来影响作者，像这样颠过来、倒过去，肯定是很没劲。特别是，假如编导不妥当，就会使观众不妥当；观众又要求编导不妥当，这样下去大家都越来越不妥当。作为前辈大师，莫泊桑当然知道这是个陷阱，所以他不往里面跳。他说：只有少数出类拔萃的读者才会要求，请凭着你的本心，写出真正好的东西来。他就为这些读者而写。我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我认为，真善美是一种老旧的艺术标准；新的艺术标准是：搞出漂亮的、有技巧的、有能力的东西。批判现实主义是艺术的一支，它就不是什么真善美。王朔的东西在我看来基本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乌迪·艾伦也属这一类。这一类的艺术只有成熟和深刻的观众才能欣赏。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不要看不起小市民，也不要看不起芸芸众生。毛主席曾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本文的主旨不是拿人做烤肉，而是想谈谈反讽——照我看，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他只是在反对犯贫。总而言之，当一种现象（不管是社会现象还是文学现象）开始贫了的时候，就该兜头给它一瓢凉水。要不然它还会贫下去，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假如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取悦于人，现在已经是许可的了，实在很好。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但我以为，假如连纯消闲的作品都不能容许，整个文学也就不存在，只能剩下一种神学的附庸。近代文学就是从一些消闲文学（《坎特伯雷故事集》《十日谈》）开始的，这并非偶然。恰恰是此类文学，开辟出了神学以外的空间。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但我总觉得，科学、艺术不属福利事业，不应以关怀弱势群体为主旨。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如果艺术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去看屎画的图案。倘若科学的主旨是关怀弱势群体，恐怕大家都得变成蜣螂一类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自我懂事以来，领导者对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是评价过高，对我国人民的智力、道德水平总是评价过低，我认为这是一种偏差。当然，假如这是出于策略的考虑，那就不是我所能知道的了。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人在写作时，总是孤身一人。作品实际上是个人的独白，是一些发出的信。我觉得自己太缺少与人交流的机会——我相信，这是写严肃文学的人共同的体会。但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有自己，还有别人；除了身边的人，还有整个人类。写作的意义，就在于与人交流。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在写。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积极向上虽然是为人的准则，也不该时时刻刻挂在嘴上。我以为自己的本分就是把小说写得尽量好看，而不应在作品里夹杂某些刻意说教。我的写作态度是写一些作品给读小说的人看，而不是去教诲不良的青年。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文学事业可以像科学事业那样，成为无边界的领域，人在其中可以投入澎湃的想象力。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现在严肃小说的读者少了，但读者的水平是大大提高了。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我们说，这些将是传世之作，那就不是用现世的标准、道德的标准来评判的。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我认为，当我们认真地评价艺术时，所用的标准和科学上的标准有共通之处，那就是不依据现世的利害得失，只论其对不对（科学）、美不美（艺术）。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评注：但非伦理的判断不一定意味着只对美的评判，但可不可以认为纯色情书或者类似的书籍是不是是美学上经不起考验的？
拿破仑曾云：世间各种书中，我独爱以血写成者。此话颇有道理。用我的话来说，世间一切书中，我偏爱经过一番搏斗才写成者，哪怕是小说（虚构类）也不例外。这种书的出现，是作家对自己的胜利，是后辈作家对先辈作家的胜利，是新出的书对已有的书的胜利。这种胜利不能靠花拳绣腿得来，也不能靠诡异的招数、靠武林秘籍、靠插科打诨得到，而是不折不扣地比拼内力。《鱼王》的魅力在于作家诚实的做人态度，对写作一道的敬业精神，抒情时的真诚，思辨时的艰苦，而不在于他使用了“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意识流一类方法”（评论家语），所以我把它列入了不可多得的好书之列。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现在我觉得《私人生活》不好，陈染会说，这是男性中心的偏见。假如我说这书好看之极，她就不会在意我是个男性。这样等于立起了个单向的闸门：颂扬的话能通过，批评的话就通不过。任何人都能看出这件事的不合理之处：女作家的作品，男人只能赞美，这种赞美就没了意义。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在此我毫不谦虚地说，我是个高层次的读者，可是书刊检查却拿我当十六岁的孩子看待。这种事情背后隐含着一个逻辑，就是我们国家的出版事业必须就低不就高。一本书能不能出，并不取决于它将有众多的有艺术鉴赏力或者有专业知识的读者，这本书应该对他们有益，而是取决于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没有鉴赏力或没有专业知识的读者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牺牲的代价是让成人也变成孩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未来。现在美国和欧洲把成人和儿童的知识环境分开，有些书、有些电影儿童不能看。这种做法的背后的逻辑是承认成人有自我控制的能力，无须法庭、教会来决定哪些他能够知道，哪些他不能知道。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哲人王⌗
- 作为经历了某种“乌托邦”的人，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比如：“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之类。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哲人王对人类的打算都在伦理道德方面。倘若他能在物质生活方面替我们打算周到，我倒会更喜欢他。假如能做到，他也不会被称为哲人王，而会被称为科学狂。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此君的可怕之处首先在于他的宏伟志向：人家考虑的问题是人类的未来，而我们只是人类的几十亿分之一，几乎可以说是不存在。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哲人王的又一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学问。在现代社会里，人人都有不懂的学问，科学上的结论不足以使人恐惧，因为这种结论是有证据和推导过程的，对于有理性的人，这些说法是你迟早会同意的那一种。而哲学上的结论就大不相同，有的结论你抵死也不会同意，因为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推导，哲人王本人就是证明，而结论本身又往往非常的严重。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至于我自己，总觉得生活的准则、伦理的基础，都该是些可以自明的东西。假如有未明之处，我也盼望学者贤明的意见，只是这些学者应该像科学上的前辈那样以理服人，或者像苏格拉底那样，和我们进行平等的对话。假如像某些哲人那样讲出些晦涩、偏执的怪理，或者指天划地、口沫飞溅地做出若干武断的规定，那还不如让我自己多想想的好。不管怎么说，我不想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任何人，尤其是哲人王。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但是还有些大学问家有着另外一种经历：他大概没有做对过什么习题，也没有编对过什么程序，只是忽然间想通了一个大道理，觉得自己都对，凡不同意自己的都是禽兽之类。这种豁然贯通之感把他自己都感动了，以至于他觉得自己用不着什么证明，必定是很聪明。以后要做的事情只是要养吾浩然正气——换言之，保持自己对自己的感动，这就是他总是有理的原因。这种学问家在我们中国挺多的，名气也很大。但不管怎么说吧，比之浩然正气，我还是更相信“共同体验”。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我以为，一个社会里，道德既非圣人之言，也非少数圣徒的判断，乃是成年人的公断。某件事是否道德，只有当人们完全了解之后，才有道德方面的结论。当然有一些朋友认为，不道德的事情是不须了解的，只要略知其名，就可以下结论。假如完全了解，自己也要沦为不道德。我对后一类朋友永远抱有敬畏之心。过去很爱看萧伯纳的书，我以为《芭芭拉少校》是萧翁最精彩的剧本。他说：所谓明辨是非，本是难倒一切科学家哲学家的事，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却是与生俱来的本领。这些朋友就不必受思索的苦恼了。这真叫人抱怨造物不公！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东西方文化⌗
-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它在满足物欲方面能做得很成功，当然也有现代技术在做它的后盾。孟老夫子当年就提出要制止这种自激，提出个好东西，叫做“仁义”。仁者，亲亲也，义者，敬长也，亲亲敬长很快乐，又不毁坏什么，这不是挺好的吗？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们可以教给西方人的就是：咱们可以从人与人的关系里得到乐趣。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中国的传统道德，讲究得过了头，一样会导致抽风式的举动。这是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在这方面也是个放大器。人行忠孝节义，就能得忠臣孝子节妇义士的美名，这种美名刺激你更去行忠孝节义，循环往复，最后你连自己在干什么都搞不清。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马尔库塞说西方社会有病，是说它把物质消费本身当成了需要，消费不是满足需求，而是满足起哄。我能够理解这种毛病是什么，但是缺少亲身体验。假如把人际关系和谐本身也当成需要，像孟子说的那样：行孝本身是快乐的，所以去行孝，当然就更是有病。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四书也好，《红楼梦》也罢，本来只是几本书，却硬要把整个大千世界都塞在其中。我相信世界不会因此得益，而是因此受害。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中国人总要以为自己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博学得够够的、聪明得够够的，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可以坐待世界上一切寻求智慧者的皈依——换言之，我们不仅足够聪明，还可以担任联合国救济署的角色，把聪明分给别人一些。我当然不会反对这样说：我们中国人是全世界、也是全宇宙最聪明的人。一种如此聪明的人，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对于现世的人来说，与别人相较，大家都有些先天的特异性，有体质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有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日耳曼人生来和别的人有些不同：黄头发、蓝眼睛、大高个儿等等。这种体质人类学上的差异被极个别的混账日耳曼人抓住，就成了他们民族优越的证据，结果他们就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有些人对特异性做负面的理解。我知道这么个例子，是从人类学的教科书上看来的：在美国，有些黑人孩子对自己的种族有自卑感，觉得白孩子又聪明又好看，自己又笨又难看。中国人里也有崇洋媚外的，觉得自己的人种不行，文化也不行。这些想法是不对的。有人以为，说自己的特异性无比优越是唯一的出路，这又使我不懂了。人为什么一定用一件错事来反对另一件错事呢？除非人真是这么笨，只能懂得错的，不能懂得对的，但这又不是事实。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我以为，把两种文化合在一起，就是人类前途所系。这么说还不大准确，实际上，是创造了这两种文化的活动——人类的思索，才真正是人类前途之所系。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科学和爱智慧⌗
-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罗素先生就说，他赞成不计成败利钝地追求客观真理。这话还是有点绕。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为了变得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换言之，追求智慧与利益无干，这是一种兴趣。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总的来说，学习一事，在人家看来快乐无比，而在我们眼中则毫无乐趣，如同一个太监面对后宫佳丽。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也有一个问题，但我不想向上帝提出，那就是什么是智慧。假如这个问题有答案，也必定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外。当然，不是上帝的人对此倒有些答案，但我总是不信。相比之下我倒更相信苏格拉底的话：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大快乐，正如在天堂里的人闲着没事拿人间的朋友磕磕牙，我们也有了机会表示自己的善良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大概把对自己所治之学的狂热感情视作学问本身乃是一种常见的毛病，不独中国人犯，外国人也要犯。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最主要的是：信教的人并不缺少理性，有好多大科学家都信教，而且坚信自己的灵魂能得救；人家的虔诚在理性的轨道之内，我们的虔诚则带有不少黑色幽默的成分。如此看来，问题不在于虔诚。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我的积极结论是这样的：真理直率无比，坚硬无比，但凡有一点柔顺，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有一篇童话《光荣的荆棘路》，就是献给这些直率、坚硬的人。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其实我想要说的是，承认自己傻过，这是一种美德，而且这种美德并不是洋人教给我的。年轻时我没有这种美德，总觉得自己很聪明，而且永远很聪明，既不会一时糊涂，也不会受愚弄。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那时又该说：科学和人类创造的一切东西一样，是以文化和生活方式特异性为基础的。以此为基础，划分出中国的科学，这是好的。还有外国的科学，那是邪恶的，通通都要批倒批臭。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和中国化学，都不用特别发明出来，老祖宗都替我们发明好了：中国物理是阴阳，中国化学是五行，中国数学是八卦。到了那时，我们又退回到中世纪去了。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我的老师说过，科学对中国人来说，是种外来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它的理解，有过种种偏差：始则惊为洪水猛兽，继而当巫术去理解，再后来把它看做一种宗教，拜倒在它的面前。他说这些理解都是不对的，科学是个不断学习的过程。我老师说得很对。我能补充的只是：除了学习科学已有的内容，还要学习它所有、我们所无的素质。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整个人类是一个物种，科学是全人类的事业，它的成就不能为民族所专有，所以它是全人类的光荣；这样就能有一些平常心。有了平常心，也就不容易被人骗。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学习文史知识目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学习科学知识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他生活在从现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假如你什么都不学习，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小圈子里，狭窄得很。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根据我的经验，问卷调查有两大难关，其一是如何找钱和得到政府机构的合作，其二是怎样让调查对象回答自己的问题。对一般的社会调查，前一个问题更大；对敏感问题，后一个问题更大。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如果把对问题本身的兴趣抹去，只追求这些事迹，就显得多少有点不对头。所以，真正有出息的人是对名人感兴趣的东西感兴趣，并且在那上面做出成就，而不是仅仅对名人感兴趣。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以上所述，可以概括为科学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反意识形态中心主义原则和善良原则，这些原则就是我们研究同性恋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同性恋研究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倘若生活中存在着完全不能解释的事，那很可能是因为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事实，而不知道的原因却是我们并不真正想知道。比如我们以前不知道同性恋的存在，是因为我们是异性恋；我们不知道农民为什么非生很多孩子不可，是因为我们是城里人。人类学和社会学告诉我们的是：假如我们真想知道，是可以知道的。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他真正的职责在于对科学和文化有所贡献；而这种贡献不是仅从道德上可以评判的，甚至可以说，它和道德根本就不搭界。举例来说，达尔文先生在基督教社会里提出了进化论，所以有好多人说他不道德。我们作为旁观者，当然可以说：一个科学理论，你只能说它对不对，不能拿道德来评说。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从虚无中生出知识和美；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事和现在的人。我认为，把智慧的范围限定在某个小圈子里，换言之，限定在一时、一地、一些人、一种文化传统这样一种界限之内是不对的；因为假如智慧是为了产生、生产或发现现在没有的东西，那么前述的界限就不应当存在。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科学家和圣贤的区别在于，前者不但寻求知识，还寻求知识的证明。不幸的是，证明使知识人人可懂，他们就因此丧失了权力。相比之下，圣贤就要高明很多。因此，他们很快就达到了全知全觉的水平，换言之，达到了“内圣”的境界；只是这些知和觉可靠不可靠却大成问题。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这个例子可以说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经不住戴宗的歪曲、滥用。实际上，没有一种科学能经得起歪曲、滥用。但有一些学者学习西方的科学，就是为了用东方的传统观念来歪曲的。从文化相对主义，就能歪曲出一种我们都是行货的道理来。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中国文化⌗
- 在我们的文化里，只认为生命是好的，却没把快乐啦、幸福啦、生存状态之类的事定义在内；故而就认为，只要大家都能活着就好，不管他们活得多么糟糕。由此导致了一种古怪的生存竞争，和风力、水力比赛推动磨盘，和牲口比赛运输——而且是比赛一种负面的能力，比赛谁更不知劳苦，更不贪图安逸！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但是我们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发明了种种消极的伦理道德，其中就包括了吃大苦、耐大劳，“存天理、灭人欲”；而苦和累这两种东西，正如莎翁笔下的爱情，你吃下的越多，它就越有，“所以两者都是无穷无尽的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认为中国文化对于物质生活的困苦，提倡了一种消极忍耐的态度，不提倡用脑子想，提倡用肩膀扛；结果不但是人，连驴和猪都深受其害。假设一切现实生活中的不满意、不方便，都能成为严重的问题，使大家十分关注，恐怕也不至于搞成这个样子。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贫困是一种生活方式，富裕是另一种生活方式；追求聪明是一种人生的态度，追求愚蠢则是另一种生活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人在追求快乐，另一些人在追求痛苦；有些人在追求聪明，另一些人在追求愚蠢。这种情形常常能把人彻底搞糊涂。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大不相同，认为礼高于利，义又高于生，这样就创造了一种比较复杂的伦理学。由此产生了一个矛盾，到底该从利害的角度来定义崇高，还是另有一种先验的东西，叫做崇高。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你也许会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尚，但我对这种话从来就不信。我更相信乔治·奥威尔的话：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必须承认一加一等于二；弄明白了这一点，其他一切全会迎刃而解。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现在还有人说，西方人纲常败坏，过着痛苦的生活——这种说法是昧良心的。西方生活我见过，东方的生活我也见过。西方人儿女可能会吸毒，婚姻可能会破裂，总不会早上吃两片白薯干，中午吃两片白薯干，晚上再吃两片白薯干，就去挑一天担子，推一天的重车！从孔孟到如今，中国的哲学家从来不挑担、不推车。所以他们的智慧从不考虑降低肉体的痛苦，专门营造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理论。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要说出我的结论，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有害哲学的影响之下，孔孟程朱编出了这套东西，完全是因为他们在社会的上层生活。假如从整个人类来考虑问题，早就会发现，趋利避害，直截了当地解决实际问题最重要——说实话，中国人在这方面已经很不像样了——这不是什么哲学的思辨，而是我的生活经验。我们的社会里，必须有改变物质生活的原动力，这样才能把未来的命脉握在自己的手里。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有些坏事发生在了中国，我们就说它好，有些鬼话是中国人说的，我们就说它有理，这种做法就叫做有痰气。有些年轻人把这些有痰气的想法写成书，他本人倒不见得是真有痰气，不过是哗众取宠罢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如此一种学堂开办数千年来，总是同一些知识在其中循环，并未产生一种面向未来、超越人类的文化。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除了生育，在村子里还有很多个人做不了主的事，比方说，红白喜事。这些事要花很多的钱，搞得当事人痛苦不堪，但又不能不照规矩办。也许你乐意用传统、风俗来解释这种现象，但你解释不了人们为什么要坚持痛苦的传统，除非你说大家都是受虐狂，实际上又远不是这样——有好日子谁不想过。村落文化是一种强制的力量，个人意志不是它的对手。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假设婚丧嫁娶、生育不生育都是个人决策，那么就要有个依据——追求个人快乐或者幸福。在村庄里，这种想法不大流行，流行的是办什么事都要让大家说好，最好让大家都羡慕。这是另一个价值体系。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不管怎么说，自己觉得好和别人说你好毕竟是两回事，不是一回事。村落中人把后者看得极重，实在是出于不得已。最重要的是，不能认为，对他们来说前一个问题就不存在了。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李银河把村落文化看做一种消极力量，是因为这种文化中人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到眼前这个自然村里，把宝贵的财力全用在了婚丧嫁娶这样一些事上，生活的意义变成了博取村里人的嫉妒、喝彩，缺少改善生活的动力。这个文化里，人际关系的分量太大，把个人挤没了。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为什么在中国，一说到文化，人们就往伦理道德方面去理解。我以为这是种历史的误会。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乃是孔孟开创的伦理学、道德哲学。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打个比方来说，文化好比是蔬菜，伦理道德是胡萝卜。说胡萝卜是蔬菜没错，说蔬菜是胡萝卜就有点不对头——这次文化热正说到这个地步，下一次就要说蔬菜是胡萝卜缨子。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优越与平等⌗
- 我觉得诸葛亮砍椰树时，可能是这么想的：人人理应生来平等，但现在不平等了，四川不长椰树，那里的人要靠农耕为生；云南长满了椰树，这里的人就活得很舒服。让四川也长满椰树，这是一种达到公平的方法，但是限于自然条件，很难做到。所以，必须把云南的椰树砍掉，这样才公平。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比如，有些人生来四肢健全，有些人则生有残疾，一种平等之道是把所有的残疾人都治成正常人，这可不容易做到。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要把所有的正常人都变成残疾人就很容易，只消用铁棍一敲，一声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这种优越最招人嫉妒。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头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但打轻了不管用，打重了会把脑子打出来，这又不是我们的本意。另一种方法则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这种法子现在正用着呢。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省略了中间两个字，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生活就是要经常吃点苦头——有专门从负面理解生活的嫌疑。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每个人都在数落别人，每个人也都在受数落，这种现象形成了一条非常粗的纽带，把所有的人捆在一起。婚丧嫁娶，无不要看别人的眼色，个人不可能做出自己的决定。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人应该遵从所在社会的norm，这是不言而喻的。但除了遵从norm，还该不该干点别的，这就是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norm很坏，就如纳粹德国或者“文化革命”初的中国，人在其中循规蹈矩地过了一世，谁都知道不可取。但也存在了这样的可能，就是经过某些人的努力，建立了无懈可击的norm，人是不是只剩遵从一件事可干了呢？假如回答是肯定的，就难免让我联想到笼养的鸡和圈养的猪。我想任何一个农场主都会觉得自己猪场里的norm对猪来说是最好的——每只猪除了吃什么都不做，把自己养肥。这种最好的norm当然也包括这些不幸的动物必须在屠场里结束生命……但我猜测有些猪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没劲。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牺牲与虚伪⌗
- 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而且这种牺牲毫无价值。想清楚了这些事，我们再来谈谈崇高的问题。就七十年代这个例子来说，我认为崇高有两种：一种是当时的崇高，领导上号召我们到农村去吃苦，说这是一种光荣。还有一种崇高是现在的崇高，忍受了这些痛苦、做出了自我牺牲之后，我们自己觉得这是崇高的。我觉得这后一种崇高比较容易讲清楚。弗洛伊德对受虐狂有如下的解释：假如人生活在一种无力改变的痛苦之中，就会转而爱上这种痛苦，把它视为一种快乐，以便使自己好过一些。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在一个文明社会里，个人总要做出一些牺牲——牺牲“自我”，成就“超我”——这些牺牲就是崇高的行为。我从不拒绝演出这样的戏，但总希望剧情合理一些——我觉得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举例来说，洪水冲走国家财产，我们年轻人有抢救之责，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总要问问捞些什么。捞木头尚称合理，捞稻草就太过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人有权拒绝一种虚伪的崇高，正如他有权拒绝下水去捞一根稻草。假如这是对的，就对营造或提倡社会伦理的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能只顾浪漫煽情，要留有余地；换言之，不能够只讲崇高，不讲道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有种虚伪是不该受谴责的，因为这是为了能活着。现在又有人在提倡追逐崇高，我不知道是在提倡理性，还是一味煽情。假如是后者，那就是犯了老毛病。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现在来谈谈那种坏事可以变好事，好事也可以变坏事的说法。它来源于伟人，在伟人的头脑里是好的，但到了寻常人的头脑里就不起好作用，有时弄得人好赖不知、香臭不知。对我来说，好就是好，坏就是坏，这个逻辑很够用。人生在世，会遇到一些好事，还会遇上些坏事。好事我承受得起，坏事也承受得住。就这样坦荡荡做个寻常人也不坏。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价值判断和明辨是非⌗
- 真的，论起明辨是非，儿童仿佛比成人强，无知的人仿佛比聪明人强。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但是如果以为学会了“明辨是非”就有了什么能力那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学会了把世上一切事物分成好的和坏的以后，对世界的了解还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我们还要继续学习一切是如何发生、如何变化的。这些知识会冲击我们过去形成的是非标准，这时我们就面临一个重大抉择，是接受事实，还是坚持旧有的价值观念？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这一点提示我们，“明辨是非”的伦理体系并非毫无用处，我只是说，它不是接近真理的方法。萧伯纳在其戏剧之中，把这一点表达得淋漓尽致。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在国外时看到，人们对时事做出价值评判时，总是从两个独立的方面来进行：一个方面是国家或者社会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经线；另一个方面是个人的尊严，这像是时事的纬线。回到国内，一条纬线就像是没有，连尊严这个字眼也感到陌生了。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个人尊严⌗
- 大家会说国家的铁路需要建设，说到铁路工人的工作难做，提到安全问题，提到所有的方面，就是不提这些民工这样挤在一起，完全没有了个人的尊严——仿佛这件事很不重要似的。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罗素说，中国文化里只重家族内的私德，不重社会的公德公益，这一点造成了很要命的景象。费孝通说，中国社会里有所谓“差序格局”，与己关系近的就关心，关系远的就不关心或少关心。结果有些事从来就没人关心。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环境脏乱的问题，火车拥挤的问题，社会秩序的问题，人们倒是看到了，但总从总体方面提出问题，讲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其实这些事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削我们每个人的面子——对此能够浑然无觉，倒是咄咄怪事。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是宁做君子不做小人的，但我还是以为，君子身上有些缺点，不配作为人的典范；因为他太文弱、太窝囊、太受人欺。君子既不肯与人争利，就要安于清贫。但有时不是钱的问题，是尊严的问题。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君子不与人争，就要受气。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但君子和绅士不是一个概念。从字面上看，绅士（gentleman）是指温文有礼之人，其实远不止此。绅士要保持个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专业户。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中国的君子独善其身，这样就没有了尊严。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我觉得人还是有点尊严的好，假如个人连个待的地方都没有，就无法为人做事，更不要说做别人的典范。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笔者曾在国外居住四年，知道洋鬼子怎样想问题：一个人住在某处，对周围的一切既有权利，也有义务。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把话说白了，就是这样的：在我家里，我是个人物，出了家门，既没有权利，又没有义务，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物，说话没有人理，干事情没人响应，而且我自己也不想这样。这不是在说外国人的好话，也不是给自己推卸责任，而是在说自己为什么要搞两面派。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大家所到之处，既无权利，也无义务；所有的公利公德，全靠政府去管，但政府不可能处处管到，所以到处乱糟糟。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
- 人在年轻时，可能要做些服务性的工作，糊口或攒学费，等待进取的时机，在公共场所演奏也是一种。这不要紧，只要无损于尊严就可。我相信，这个青年一定会有很好的前途。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知识分子⌗
- 罗素曾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这种概括的魅力在于简单，但未必全面。举例来说，一位象棋国手知道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改变棋子的位置，肯定会感到忧伤；而知识分子听人说自己干的事不过是用墨水和油墨来污损纸张，那就不仅是沮丧。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我不大能领会下列说法的深奥之处：要重建精神家园，恢复人文精神，就要灭掉一切俗人——其中首先要灭的，就是风头正健的俗人。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我很怕落到什么都说不出的结果，所以正在努力工作。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善良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所以让我去选择道德的根基，我愿选实事求是。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中国的读书人有种毛病，总要对某些事实视而不见，这些事实里就包括了中国农民的生活。读书人喜欢做的事情是埋首于故纸堆里，好像故纸之中什么都有了。中国的典籍倒是浩若烟海，但假若没人把事实往纸上写，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解放的欲望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真解放，比如曼德拉、圣雄甘地、我国的革命先烈，他们是真正为了解放自己的人民而斗争。还有一种假解放，主要是想满足自己的情绪，硬要去解救一些人。这种解放我叫它瞎浪漫。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中国的儒士从来就以解天下于倒悬为己任，也不知是真想解救还是瞎浪漫。五十多年前，梁任公说，整个世界都要靠中国文化的精神去拯救，现在又有人旧话重提。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假如天下真的在“倒悬”中，你去解救，是好样的；现在还是正着的，非要在想象中把人家倒挂起来，以便解救之，这就是意淫。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伦理的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在校学生，尤其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总觉得自己该搞出些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不神圣——我们用的字眼是：真实、可信、完美，到此为止。而不是知识的东西更不神圣。所以，对一位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亵渎神圣本身不是罪名，要看他有没有理由这样做。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我倒希望大伙在前一样上也较出色。“重建精神结构”是好事，可别建出个大笼子把大家关进去，再造出些大棍子，把大家揍一顿。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总之，说到知识分子的职责，我认为还有一种传统可循：那就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古往今来的一切大智者无不是这样做的。这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工作⌗
- 我现在已经活到了人生的中途，拿一日来比喻人的一生，现在正是中午。人在童年时从蒙眬中醒来，需要一些时间来克服清晨的软弱，然后就要投入工作；在正午时分，他的精力最为充沛，但已隐隐感到疲惫；到了黄昏时节，就要总结一日的工作，准备沉入永恒的休息。按我这种说法，工作是人一生的主题。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我想要把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推荐给青年朋友们：人从工作中可以得到乐趣，这是一种巨大的好处。相比之下，从金钱、权力、生育子女方面可以得到的快乐，总要受到制约。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电影⌗
- 既然艺术片不赚钱，怎么美国人还在拍艺术片？这是最有意思的问题。我以为，没有好的艺术片，就没有好的商业片。好东西翻炒几道才成了俗套，文化垃圾恰恰是精品的碎片。要是没人搞真正的艺术电影，好莱坞现在肯定还在跳狗撒尿的踢踏舞，让最鲁钝、最没品位的电影观众看了也大发疟疾。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这种胡乱猜疑，实在是扯淡得很。这是个普遍猜疑的年代，没都能猜出有来。任何一种东西，只要足够复杂，其中有些难以解释的东西，就被往坏里猜。电影这种产品，信息含量很高，就算是最单纯的电影，所包含的信息也多过“黄金叶”的图案，想要没毛病，根本就不可能。所以，你要是听说某部电影有了问题，千万不要诧异。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毛姆先生曾指出，欣赏通俗作品有种诀窍，就是不要把它当真；要把它当做编出来的东西来看，这样就能得到一定的乐趣。常言道：爱与死是永恒的主题，侦探小说的主题是死，言情剧的主题是爱。虽然这两件事是我们生活中的大事，但出现在通俗作品里，就不能当真。此话虽然大有道理，怎奈我不肯照办。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我认为明星崇拜是一种癫狂症，病根不在明星身上，而是在追星族的身上。理由很简单：明星不过是一百斤左右的血肉之躯，体内不可能有那么多有害的物质，散发出来时，可以让数万人发狂。所以是追星族自己要癫狂。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女权主义⌗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认为，性别之间的不平等是社会制度造成的，要靠社会制度的变革来消除。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很明显，一个人的生活不能单纯地依赖社会保障，还要靠自身的努力，而且一个人得到的社会保障越多，自身的努力往往就越少。正如其他女权主义门派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向社会寻求保障的同时，也就承认了自己是弱者，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策。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作为一个男人，我同意自由女权主义，并且觉得这就够了。从这种认同里，我能获得一点平常心，并向其他男人推荐这种想法。我承认男人和女人很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别的：既不意味着某个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优越，也不意味着某种性别的人比另一种性别的人高明。一个女孩子来到人世间，应该像男孩一样，有权利寻求她所要的一切。假如她所得到的正是她所要的，那就是最好的——假如我是她的父亲，我也别无所求了。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杂⌗
- 后来有一天，我忽然发现一个悖论：倘有一天，人人像我一样高尚，都以帮助别人为幸福，那么谁来接受别人的帮助？帮助别人比自己享受幸福，谁乐意放弃更大的幸福呢？大家毫不利己，都要利人，利归何人？这就是我发现的礼让悖论。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九十年代之初，我们的老师——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展望二十一世纪：理想主义的光辉已经暗淡，人类不再抱着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注意力放到了现实问题上去，当一切都趋于平淡，人类进入了哀乐中年。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居然个个是经典，这种运气好得让人起疑。根据我的人生经验，假如你遇到一种可疑的说法，这种说法对自己又过于有利，这种说法准不对，因为它是编出来自己骗自己的。 <我的精神家园 (王小波)>
- 一个人的成长大体受到三种力量的左右：他父母的意愿、他的际遇、他本人的意愿。而一个人成为同性恋者不是因为父母的意愿，也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一种际遇。就算这是遗传决定的，一个人带有何种遗传因子，对他自己也是一种际遇吧。既然这不由他本人决定，同性恋就不是一种道德或者思想问题。我们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同性恋者像其他人群一样有些负面的现象，比如喜新厌旧、对恋爱对象不忠诚、对妻子家人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倾向等等，这些或者可以说是思想或者道德问题，有一些具体的人应当为此负责任。但不该让全体同性恋者为此负责。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但我不以为它可以保证自己不是打人的棍子，理由很简单，它本身就包括了很多大帽子，其分量足以使人颈骨折断：反民族、反传统、反中庸、反自然……尤其是头两顶帽子，分量简直是一目了然的。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李博士谈到同性恋文化，要是有人说她提倡同性恋就坏了。社会学研究同性恋文化，仅仅因为它是存在的东西。我们说的文化，属于存在的论域，跟提倡没关系。实证的科学，研究的全是已存在的事。不管同性恋可不可提倡，反正它是存在的，因为有人在搞同性恋。假如只研究可提倡的东西，恐怕我们研究的事，大半都属虚无，而眼前发生的事倒大半不知道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 但是，那些与命运斗争的人，那些做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却天生地接近这种失败。老人到海上去，不能期望天天有鱼来咬他的钩，于是他常常失败。一个常常在进行着接近自己限度的斗争的人总是会常常失败的，一个想探索自然奥秘的人也常常会失败，一个想改革社会的人更是会常常失败。只有那些安于自己限度之内的生活的人才总是“胜利”，这种“胜利者”之所以常胜不败，只是因为他的对手是早已降伏的，或者说，他根本没有投入斗争。 <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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