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看中国知识分子现状以及挑战

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究竟是什么?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可以被称之为知识分子吗?在讨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以及问题前,首先需要明确知识分子的概念。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他将知识分子定义为四种角色:局外人、流亡者、“业余者”和搅乱现状的人。

知识分子首先应该是一个局外人。在班达的理解当中,当今知识分子“已经把自己的道德权威让给了‘集体激情的组织’”,而不是形而上的热情和正义、真理、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的原则。作为著名的流亡知识分子之一,萨义德采用了班达的观点。他主张知识分子需要避免被“约化为模糊面孔的专业人士”,从而丧失了在社会中所具有的公共角色。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知识分子需要站在局外的必要性:“知识分子是能够代表、具现、表达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观点的人。而且这个角色也有尖锐的一面,在扮演这个角色是必须意识到其处境就是公开提出令人尴尬的问题,对抗(而不是创造)正统与教条,不能轻易被政府或集团所收编,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惯常被遗忘或弃之不顾的人们和议题。”所以,局外人的身份是为了确保知识分子能在集体,甚至是政府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这绝不意味着知识分子要脱离大众,相反他们要代表大众中的弱势群体。

知识分子的流亡身份则是对局外人身份的进一步的深化与总结。流亡者是“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的模仿者或秘密的流浪者。”从真实的情况来理解,有许多知识分子就是这种流亡身份的代表——萨义德、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但更重要的是在隐喻的情况下,知识分子都是一些流亡者:他们不属于权贵世界的圈内,防范着权贵的诱惑,与社会不和,并且经常与其唱反调;但他们却又在严格意义之下,生活在这个社会与权贵之下。

但这种流亡者的身份给知识分子本身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一方面让他们从旅行者、过客的角度获得真正的生活体验,从而让他们更加关切世界的普遍规则;另一方面他们能从双重视角,自己家园与流亡的地方的角度,来更深入地剖析事物的现状以及前因后果。

在流亡的同时,知识分子还需要是一个“业余者”。成为一个“业余者”并不代表知识分子应该放弃掌握很专业的知识,而是意味着他们需要警惕专业化的威胁。专业化可以首先理解为专门化。在萨义德的笔下,专门化是一种“为了权威和经典的概念而牺牲一个人的”人味。比如,如果一个文学专家只采用“死板的方法论以及理论”来理解文学,他必然会陷入死板的形式主义,忽略文学作品中的历史意识,失去了对于社会的兴奋感和发现感,最后只能变成了一个学究。

其次,专家崇拜则是一种更为特殊的专业化的压力。“要成为专家就要有适当的权威作为背书”,而这些权威则会让人在某些场合不得不屈服于权威,放弃自己的某些言论。所以,在这种专家崇拜的背景下,流向于权威和特权就是另外一种压力。换句话说,就是知识分子被权力的直接滥用。在美苏冷战期间,这种权力的滥用极为惊人:在美国政府赞助的大量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中,为了支持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战争,这些研究成果被直接无道德地运用于“秘密行动、阴谋破坏、甚至是公开的战争”(比如卡米洛计划)。

最后,知识分子还应该是一个搅乱现状的人。搅乱现状的人并非是为了搅乱现状而去搅乱现状。知识分子要成为一个搅乱现状的人最重要的目的是站在客观性和对权威的批判下诉说普遍的真理。对他们来说,诉说真理的目标是为了“规划一个更好的事物状态,更符合一套道德标准——和平、修好、减低痛苦。”当然,这种搅乱现状绝非是一种理想主义;说真话是一种对于不同选择的衡量,“然后明智地代表最合适的选择,使其能实现最大的善并导致正确的改变”。

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现状与挑战

言论自由

从知识分子的四种定义来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能保证言论的自由。

在疫情之下,欧美的民主制度成为了国内主流媒体的批判对象。尽管没有明说,但是从主流媒体的一致的语调之中,它们在传播一种西方民主已亡的思想。而在这些文章之下,总能见到一些“马克思主义好”、“中国制度是最优秀的,其它国家都不行”以及诸如此类的民粹主义言论。尽管,在主流叙述之下总有一些逆流而上的人,但可悲的是,在一种不知名的算法机制之下,只有歌颂国家之美、以及揭露西方的黑暗的视频才能够屡屡登上各大平台,比如b站、微博,的热榜。而那些提醒大家需要警惕民粹主义的视频、动态往往石沉大海,亦或者直接被互联网平台所封禁。在这种背景之下,知识分子就很难介入社会议题的讨论之中,因为当前的公共讨论已经失去了必要的自由。

但同时言论自由的另一方面是理性。在萨义德的《知识分子论》中,他预料到了知识分子有时会屈服于权威,但他没有预料到的是,在当近迅速发展的互联网下,人们在逐渐屈服于社会压力。女权主义近些年来在国内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讨论。但在讨论以及推广的过程之中,女权主义本身却变了味,变成了所谓的田园女权,或者是说极端化的、没有理性的女权主义以及一种政治正确。

在这种背景之下,但凡一个人,无论它的性别,只要在社交平台上,表露出来极端化的女权不对的想法,一群站在道德制高点的网友总会将其大扣帽子,归为站在男权主义下的思考。在这些人的眼里,所有反对他们的,就是错的,就是男权主义下遗留的产物。而对于每一个普通人来说,或者对于想要从善的角度,发表自己看法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要被网络暴力的话,那么也许就只剩下两个答案:沉默或者是屈服于它们。

这两种答案选哪一个都是对于言论自由的侵扰。如果普通人和知识分子沉默了,社会舆论以及公共讨论的空间将会被这种单向的、不诉诸理智的言论所侵扰。而真正的女权主义则不会受到那些原先可能支持女权主义的人的支持。而如果屈从于这种社会力量,那么就是一个无限循环的恶循环:田园女权的无理智被无限地放大。而最终,导致的就是社会矛盾(男女矛盾、支持与不支持者矛盾)的加剧。

传播方式的控制

作为知识分子,尤其是当代的知识分子,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传播不仅仅意味着接收到各种信息,还意味着将自己的言论传播到公共讨论的空间内。但是,由于传播方式的局限性,传播的消失,或者说控制,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的挑战。

新闻传入

当知识分子想要运用普世价值观来搅乱现状之前,他们必须要对事物有准确的、客观的认知。换句话来说,他们必须要有可靠的、相对客观的第一手信息。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之下,新闻的客观受到了政治的极大的挑战。

先从特朗普身上开始谈起,他就是fake news这一词语的广泛推广者。在他看来,所有左派的媒体,或者是说不服从于他个人以及党派利益的媒体(CNN, BBC),都是生产制造假新闻的媒体。在疫情期间,当各种新闻媒体质疑特朗普防疫政策的失利时,特朗普在指责他们做假、以及动机不纯的同时,鼓吹大家去关注福克斯新闻,因为他们会生产出特朗普喜欢的内容。

在这种意识形态大范围干预新闻媒体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如何能够获取更重要的信息呢?也许他们能够博览各方各面的信息,从而尝试去还原出事物的真实情况。但这还是比较好的情况,当现在美国主流媒体全部对于特朗普采用一边倒的批判态度的时候,他们所选用的素材大部分都站在特朗普不利的角度。在这种媒介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知识分子如何能够做出准确的、不失中肯的判断呢?

如果说特朗普的例子还有一定的缓和空间,那新疆问题的争论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辩论。新疆一直是欧美国家以保护人权为理由所攻击的目标。在近几个月的来回较量之中,首先是BBC报道(含新疆人权报告以及BBC记者实拍新疆)新疆存在严重的人权问题,强迫劳动,“集中营”;而后中方反驳称BBC报道内容不属实,所谓的新疆人权相关的报告都是反华势力杜撰出来,而集中营则仅仅是技能培训中心。同时,中方指出,某些人权报告里所提供的“集中营”实际上就是反华势力将有铁栅栏的地方(学校、幼儿园)恶意标记成“集中营”。

紧接着,BBC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中国通过种族同化,将汉人大量转移至新疆,以及将维吾尔族人迁出新疆来消灭维吾尔族。而中方则认为这是真正的人权,保障了维吾尔族人的就业以及收入,让他们能够过上幸福的生活。最后,就是最近的西方棉花事件,大量国外服装企业宣布不采用新疆棉花,因为新疆棉花的生产过程中运用了“强迫劳动”。

在这一系列中西方关于西方问题的博弈过程中,相信任何一方都会导致一个截然不同的结果。在新疆问题上,似乎并没有一个可以确立的视角,因为两方都没有给出一个真正的答案,一个真正的新疆到底是什么样的。在这种博弈之中,唯一能够让人们明白的就是这种辩论是带有政治性的因素:欧美国家希望借冬奥会给中方施压。

在没有准确信息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如何进行批判呢?答案是,没有办法。所以,以新疆人权问题为代表的一系列冲突严重的问题对当代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当代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真相的核查者,他们必须保证他们的认知必须拥有相对的客观性,而不是带有某种预设的意识形态的认知。因为在错误的认知之下,可以推导出任何结论。

知识分子发言传播

一年前,罗翔火爆了全网;半年前,国民教授戴建业入住B站;三个月前,政治学者刘擎加入了《奇葩说》;一个月以前,许知远吐槽大会上出圈登上了知乎热榜。知识分子这个许多年没有被公共空间注意的词语好像一下子重新回到了舞台之上,受到了一些人的关注。

但在知识分子似乎又重新回到了舞台的背后,网络上对于他们的批评似乎并没有减少。在这些批评之中,“公知”这个词总是不会缺少它亮相的机会。“公知”原本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但在现在的时代框架下,公知却被赋予了一褒一贬的含义。

按标准概念来说,活跃于各大社交平台中的“公知”,有相当一部分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范畴。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公知”一词是用来指代那些只会整日挖苦、讽刺、嘲笑国家或社会,却提不出任何有建树的建议的一群人。对于这些人来说,似乎只要言上两句“民主”“自由”,就可以成为知识分子。

在长期的这种伪公知的文化渲染之下,所有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可以被套上“公知”的帽子。⼀提起“公知”,人们就觉得占领了制⾼点,底气⼗⾜真理在握,⽆知⽆识⼀下变得有知有识了。所以,在这种氛围下,真正的知识分子也不敢自称为知识分子论。毫无疑问的是,这是不利于真正的知识分子文化传播的。

不过,我们也有理由不这么悲观。随着刘擎、罗翔、许知远等人在网络节目中的破圈,以及他们对于现代知识与现代社会文化的议题,人们越来越能够甄别并且欣赏到这些知识分子在舞台上的这些知识和思想输出。“有人看了这些学者、知识分子在这些综艺中的思想输出,已产生去看哈贝马斯、阿兰·巴迪欧,去看尼采、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的想法……。 ”

在电视文化盛行之时,罗素就被BBC经常邀请去做电视演讲,分享通俗哲学知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罗素就充分利用了媒介的力量,将其作为宣传知识,培养人们兴趣的一种手段。这种电视文化就帮助它像萨义德所说的与世俗生活联系起来了。

所以,“公知”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也许是一种挑战,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知识分子的出圈,人们对于什么是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会有更清晰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则会越辩越明。

三、结语

知识分子这个词承担了太多的责任,他们不仅需要代表群众,还要逆流而上,“打破现状的人”。但在现在的国内甚至国家大环境下,知识分子所面临的挑战都是空前的:他们的言论自由受到威胁,他们的信息来源不在可靠,他们的言论不在被人能听到。

但知识分子也是充满希望的。随着文化自信的确立,知识分子逐步开始从隐秘的角落走向公共讨论的舞台,向大众传递知识,培养每一个人对于知识的乐趣。在这种对于智识的渴望的驱动之下,现在国内也走向了更开放的发展方向——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和议题,更加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正义感。

不过,在现在开始繁荣的背景之下,知识分子仍需谨记他们的挑战以及他们应该把握的身份。不屈服于权势,敢于说真话,有社会责任感也许就是对他们最准确的写照。

四、引用

[1] 萨义德. 《知识分子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2] 袁跃兴. 知识分子“网综”出圈是耶非耶[N]. 团结报,2021-03-27(006).

[3] 姜瑶.“公知”污名化原因探析[J].新闻研究导刊,2017,8(05):94.